经过20多分钟的车程，和往常一样，黄晓林从市中心的“家”来到大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宜家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上班。 这是一个占地3.7万平方米左右的工厂，厂房外表漆成了宜家特有的蓝、黄两色，黄晓林的办公室就在工厂二楼。平时，他喜欢到充满切割木头高频声和油漆气味的楼下车间走动，对这位56岁的中年人来说，这里是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地方。

　　在某种程度上，黄晓林在中国12年职业生涯的故事，也就是全球最大的家居连锁零售商宜家（IKEA）改变“中国制造”的故事。
 
　　1996年，定居美国、拥有MBA学位的黄偶然被宜家选中，派往青岛去管理当时在华的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合资工厂宜发。选择并无管理工厂经验的黄去中国，对瑞典人来说，或许是“死马当活马医”的最后一招，当时这家和青岛沙发厂合资的企业已经连续亏损3年，连黄自己都清楚，这不是一个好差使，他甚至自认为“做不到两年”。 临行前黄提出要求，希望获得宜发的全面管理和人事任免权，宜家同意了，这是他做出的最好决定。到任后他开始对宜发浓厚的国企文化“开战”，上到一些高层，下到食堂厨师，要么开除要么劝退。 之后，黄晓林逐步把严谨、甚至有些苛刻的“宜家制造”基因注入生产管理的环节。比如改善工序、改进流程、注重细节、节省成本等。最终结果让宜家大喜过望，在他来之前，一把扶手椅的出厂价格是34美元，而通过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价格降到20多美元，但工厂因此得到了两倍以上的定单，产量变为每年13万件，最高时增至20万件，利润反而比没有降价多一些。

　　宜发也由此逐步进入宜家的全球生产体系，为宜家全球的零售店面供货。好消息是，当时宜家第二任CEO安德斯•莫伯克（Anders Moberg）正在全球实施扩张战略，不仅于1998年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店，而且也成功进入北美市场。因此宜发也随之将产品卖到全球各地。宜发和黄晓林后来负责的北京宜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大连宜家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一度“垄断”了全球宜家所有门店的桦木扶手椅。 “中国制造”在宜家全球供应体系中位置也由此节节上升。到了2007年，宜家在中国有300多个供应商，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的276家宜家商场里，有22%的产品在中国生产。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取代波兰和捷克，成了宜家全球最大出口国。 尽管从表面上看，宜家对“中国制造”的影响远不如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沃尔玛去年的全球销售额是2570亿美元，而宜家是198亿欧元（约为303亿美元）；在采购额上，沃尔玛在华直接采购是90亿美元，而宜家只有20多亿美元，但如果深入到宜家家具这样的工厂的每一个环节，却能发现，相较沃尔玛单纯的采购，宜家更注重通过采购来降低成本、改良工艺，并鼓励工厂进行各类创新，同时也强调人的因素。换言之，宜家对“中国制造”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压低成本，而是开始注重整体制造水平的提升。

　　这一点，在近年来因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东方市场的采购和运营中心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国的现状下，显得更有意义。根据上海美国商会3月份的一项调查，已经有超过一半的跨国公司在受访时认为，相比一些更低成本的国家，中国正在丧失其作为制造基地的竞争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将中国加入自己全球供应链的公司，比那些仅仅将中国作为低成本生产基地的公司更具有竞争优势”，这份名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研究2007－2008》的报告指出。 “我们会在中国挑选出优秀的供应商，通过各种方法把宜家‘基因’复制给他们，这样的企业将会跟着宜家的扩张一起长大。”安德斯•莫伯克的继任者、宜家第三任CEO安德斯•代尔维格（Anders Dahlvig）对《环球企业家》说。

　　不得已的放缓与第二次扩张

　　这种强调提升供应商制造水平的变化，实际上和代尔维格1999年上任后，放慢宜家在全球扩张速度的策略不无关系。

　　代尔维格在宜家工作了24年，最初是在瑞士当质量监测员，后来一步步成长为英国和欧洲的管理者。他熟悉宜家的所有业务，为卡车卸过货，还卖过床铺和床垫子。在成为CEO之前，代尔维格担任过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和第二任CEO安德斯•莫伯克两人共同的私人助理，这个职位对他而言十分关键，当莫伯克1998年跳槽去家得宝后，坎普拉德直接选中他接任CEO。 对于宜家历史上这三位关键人物，内部员工的评价各有不同：坎普拉德直到80岁仍旧充满活力，“喜欢插手每件事情”；莫伯克则极有闯劲，他在13年任期里把宜家商店开遍欧洲，还拓展到美国和中国。坎普拉德